天价彩礼

农村成高价彩礼“重灾区”
 
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笔者返乡见到一些农村婚俗“怪现象”——在河南驻马店市某村，男女双方恋爱谈了6年，女方家却一直不同意自家闺女与男方家长见面，理由是“彩礼没备齐”——女方向男方索要40万元彩礼，此外男方还需在市区备齐车房，房本还要写俩人名字。此外，春节期间曝出新闻称，江西一父亲为儿子攒彩礼4年不敢回家过年，老人说：彩礼得50多万，春节工地能开三倍工资，宁愿不在家过年也得挣钱为儿子娶媳妇。无需赘言，动辄数十万的彩礼对于多数农民家庭而言，无疑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天价彩礼的泛滥，挑战公序良俗，恶化农村社会风气，加剧家庭矛盾，影响农村稳定。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燕舞发现，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男方结婚费用对大部分农村家庭来说都算不上负担。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男方家庭婚姻成本开始上涨，金额相当于当时一个农村劳动力年收入的3到4倍。彩礼数额爆发性增长是从2000年后开始的。
 
刘燕舞透露，从2000年开始，农村彩礼金额膨胀严重，部分农村地区的彩礼数额飙升到1个农村劳动力7年的收入，再加上房子等硬性条件，总金额相当于当时一个劳动力16年的总收入，比上世纪90年代增长了4倍以上。“到2012年左右，部分农村地区的彩礼金额开始涨到10万出头，附带要求城市商品房、车子，以及首饰‘三金一银’等，总金额高达几十万元。”

 
“天价彩礼”看似自愿，实在无奈，背后折射出乡村治理面临的一些困境。首先，是现阶段农村普遍存在的人口性别比失衡的问题。眼下进入适婚年龄的这一代人正是出生于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最严格时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情况比较严重。农村婚姻市场中男多女少，是彩礼坐地起价的根本背景。
 
其次，区域发展不平衡加剧了天价彩礼问题的严重性。近十多年间，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逐渐形成，外出务工成为农村人口就业的普遍选择，落后地区性别比失衡的现象日趋严峻。早前，彩礼只是东南部某些地区面临的局部性问题，而在人口流动加快的背景下，西北落后地区近年来人口大量外流，女性相比男性更易于流动到高收入地区，尚未走出农村的适婚男青年，在当地相对封闭的婚姻市场就要面对彩礼上涨的高门槛。
 
再次，促进乡村移风易俗、治理天价彩礼难以找到一个好的抓手。在应对策略上，治理天价彩礼问题的难点，一是在于这种现象有跨地域的特征，整个农村攀比的社会风气较难矫正；二是难以找到适用的法律依据，虽然一些地方下发文件，倡议彩礼不超过2万或3万，但现实中，男方家庭若只提供这样的彩礼依然难以娶到媳妇，最后往往“向习俗妥协”。
 
值得注意的是，天价彩礼现象有着很强的时代特性。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农村之所以成为天价彩礼的重灾区，是因为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形成了本地通婚市场，人们会更多地选择在一个圈子里通婚。可以说，这一问题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性问题，未来，在政策的关注、城市化的推进，以及社会的自我调节之下，“天价彩礼”问题也将随着社会的持续发展而逐渐化解。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点名“天价彩礼”，说明中央已经高度关注这一问题。尽管“天价彩礼”背后有着复杂的成因，但办法总比问题多，在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道路上，直面问题、勇于探索必将最终促进农村移风易俗工作落到实处。